黄亚生，现任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
近年来，黄亚生对中国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研究颇有建树。
日前，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大学，黄亚生教授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为广东中小企业的转型出谋划策。
广东出口企业调整：培养内生型技术出口企业----陶卫行业可借鉴
记者：您是麻省理工中国实验室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并长期关注中国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发展。而广东又是中国中小企业相对集中的省份，您在近几年对广东中小企业问题的研究中有何新发现？
黄亚生：谈到广东中小企业，很多人都会研究在金融危机之后它们做出的反应，是不是迁移出去了，是不是上品牌了。广东地方政府更关心由于广东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外面的需求也在改变，这种情况下，广东中小企业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早期提出的“腾笼换鸟”就强调了政府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麻省中国实验室每年都会去广东企业进行调研。今年3月我们实验室启动了对广东中小企业调研的一个项目，通过和广东东莞等地地方政府合作设计问卷调查，把“中小企业怎么走”这个题目具体化。
记者：数据调研的结果是什么？在提高竞争力方面，广东企业需要在哪些方面改进？
黄亚生：详尽的统计结果现在还没出来。但就中国的发展方向来讲，广东地区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经济总量大，而且是广东给全国带来庞大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
在我看来，广东和浙江都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地区，带来的是福利的发展方式;另外一方面，广东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站稳了脚，说明广东产品是有竞争能力的，但是并不能说明广东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外部环境变了，广东企业现在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然而并不是每家广东企业都能保证其竞争能力，市场经济是有“创造性的破坏”。看企业有没有新的创造性，对广东企业我还是具有一定信心的。当然这需要政府起到关键作用，为什么低附加值的企业还能在广东待下来，和土地价格很有关系，它是非常重要的调节工具。
记者：正如您所言，外部环境变了，广东经济的发展方式正在转变。受到欧美经济不振影响，首先冲击的就是广东出口企业，面对出口订单的缩减，广东企业未来该如何调整以保持优势？
黄亚生：很多人一说到出口企业，心理上首先肯定它就是低科技的，这是非常没有根据的。像韩国，大部分都是出口企业。日本的丰田，本田等知名品牌，那些最有技术能力的企业全是出口企业。所以广东的困惑不是出口，而是为什么有大规模的出口能力，但是没有成为“内生型”的技术出口企业。
困惑原因不是贷不贷款的问题，而是中小企业的产权没有保护。试想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个私人企业主，为什么花大价钱来创造新的技术。
广东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是目前还需要多在软环境上下功夫。虽然这两年广东地区城市工资增长较快，但是从数据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广东的农民工工资却增长很慢。如果没有给工人福利和工资增长的话，企业家肯定没有发展技术的这种积极性。
广东转型升级：提高当地工人待遇最重要
记者：结合您这些年调研过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有没地区的先进经验可供广东借鉴？
黄亚生：比如巴西。提到这个国家就让我想到行业协会。在巴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是行业性的。像微型贷款，在中国，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不放心，觉得不可靠没有良好的信用。
但是行业协会可以起到来代替信誉的一种作用，做集体担保。但是要注意行业协会不能成为政府的下属单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从历史上来看，韩国和台湾企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有强大的行业协会，可起到信息提供，贷款，担保的作用。而目前我国行业协会都没起到专业性上的作用。
记者：那么您认为广东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黄亚生：广东在转型上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首先是福利的问题。不只是你们谈“招商引智”，引进高学历海外人才这个层面。最重要的是提高当地工人的待遇。我在东莞调研时，发现这些农民工给东莞创造了这么大的价值，但是他们的小孩上学却没有解决。我在2009—2010年间，在广东也做过农民工调查，发现他们的人均工资是没有什么增长的。
最近有很好的经济学研究表明，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英国，就是因为英国当时的工人工资增长快，需要生产程序机械化进行替代，从中就产生了技术革新的积极性。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行业内迁。比如麻省所在的波士顿，是从19世纪产业开始内迁，开始是发展纺织业，劳动成本上升后，就开始做汽车零配件，然后又到电子。是一个行业离开，另一个行业进来的更新换代过程。
然后再来看广东，比如20多年前制鞋业发达，然后开始发展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现在广东有电子的同时，却还在生产鞋和袜。不是产品更新换代的过程。广东的电子行业实际上和纺织差不多，没有技术内涵，因为广东企业对农民工是压迫性工资的增长，也就压迫了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高端人才引：技术升级应从企业内产生
记者：您刚才谈我们不能单纯靠“引智”，生产要素中对劳动力资源的调动上您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黄亚生：广东有这么大的加工群体，但有个假设却是不正确的，就是技术升级是一种外生而不是内生型的。它更愿意相信升级是一个重点大学的院士，或是海外人才带来的。
其实技术的更新是企业自身完成的，比如日本的企业。像波士顿和硅谷等地是靠科研支撑的，但不是靠某个知名教授，而是有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引智”也有反面的例子，比如新加坡当初的升级，就是从麻省引进教授，现在看效果不是很好。政府想推基础研究，要有思想准备。20个项目可能只有一个项目成功，政府能否承受这么大损失。
广东具有丰富的加工团体资源，我想内生型技术团体理应从加工群体中产生，同时企业家作为促进技术升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中国国务院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重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请问在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下，是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黄亚生：中小企业在美国都是政府出来给担保，但是大企业政府则不管。这在中国恰好是反的。中小企业贷款这么多年没解决，在银行就有很高的技术难度。
中国民间金融的开放直接反应出中国金融体制上的问题。最有效率的企业是金融不支持的行业，比如私人企业，由于他们的需求大，必须走地下金融。而地下金融则增加了金融风险，是个恶性循环。
美国的多层级市场中我要解释这样两个概念。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是银行造成的，是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美国银行是受政府监管，不存在什么暴利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弱化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崇尚自由经济，某种程度来讲给后来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所以银行的问题该和中国的现象区分开来，美国银行不是垄断上的问题而是监管上的，而中国的国有银行资金垄断的暴利正在牺牲社会福利。幸好中国有出口，解决了一批就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