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无锡尚德在美国上市以来，中国光伏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坐上了过山车。施正荣2005年问鼎中国首富的巨大财富效应，致使光伏产业一度“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目前，仅浙江就有200多家从事光伏产品制造的企业，其中一大半是2007年之后进入的。

　　无限风光在险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光伏产业就遭遇了需求持续萎缩、供给不断增长的严重挑战，2011年形势更急转直下。多晶硅已从2008年的500美元/公斤跌至21美元/公斤—28美元/公斤。目前，该行业库存高企、经营性现金流锐减，面临资金链条紧绷甚至断裂的风险。2012年一季度，包括江西赛维、尚德电力、英利在内的10家境外上市光伏企业全部亏损，合计亏损高达6.12亿美元。

　　江西赛维是一个典型案例。从2007年至2011年，赛维总负债由6.17亿美元一路膨胀至2011年末的60.1亿美元。截至今年3月末，赛维总资产337.10亿元，负债总计293.46亿元，其中流动负债231.48亿元，陷入了资金链危局。

　　近期媒体报道地方政府以财政资金替江西赛维还债，引发舆论鞭笞。在笔者看来，地方政府不仅不是光伏产业的“救星”，而且是光伏产业陷入如今困局的罪魁祸首。

　　首先，在现行政绩观指导下，好大喜功成为地方官员的通病。光伏产业投入大，既能创造高额GDP，又具有环保节能的概念，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要求，遂令地方官员趋之若鹜，纷纷将光伏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青海格尔木、黑龙江绥化、江西新余、河北保定、江苏无锡纷纷宣誓打造“光伏城”。

　　其次，地方政府为光伏产业的过度发展提供了错误激励。中国光伏产业迅速崛起，不是因为中国光伏企业的技术如何领先，而是因为中国的污染成本极为低廉。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常常为光伏企业提供大量的电费补贴，而电费是光伏企业主要的成本因素之一。

　　由于这样的扭曲激励，中国的光伏企业拥有了欧美企业难以奢望的成本优势。国内光伏企业普遍采用电弧法用炭还原制取低纯度的工业硅，然后作为工业原料常常以1美元/公斤的极其低廉的价格卖到国外，工业技术极为简单，却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从生产工业硅到太阳能电池全过程综合电耗约220万千瓦时，同时带来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

　　2011年晶科能源在海宁的工厂就因为污染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生产线被迫关闭。国内太阳能电池98%用于出口,相当于大量输出国内紧缺的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光伏企业是“黑了中国的环境”去帮助欧美国家实现“绿色”。

　　在地方政府的助推下，光伏产业在中国出现了明显的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中国2011年的光伏组件总产能达30GW，而全球装机量预计只有20GW，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再次，地方政府阻碍了光伏产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形象考虑，不愿意自己支持的光伏企业倒掉，遂动用公共资源为光伏企业提供支持。结果，那些本应自动出局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这就无法消除过剩的产能。最终，所有光伏企业都在地方政府卵翼之下痛苦地煎熬。

　　除了面子因素，光伏企业也绑架了一些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2011年1—5月，赛维LDK在新余高新区纳国税40412万元，纳地税19975万元。所纳国税占高新区光伏企业纳税总额的93.6%，所纳地税更是占到96%，是全市居首的纳税大户。据《南方周末》报道，赛维实际上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但却被江西省政府驳回，因为江西无法承受这样一家大企业的倒掉。

　　如果冷静分析一下全球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不难理解这场危机的必然性。地方政府在前期通过扭曲性激励导致了光伏产业的过度投资，如今又试图以阻止企业破产的方式影响正常的优胜劣汰。从单个光伏企业来看，地方政府的确是他们的救星；但放大到全行业来看，地方政府实则“罪魁祸首”。

　　光伏产业危机，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第一，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往往纵容企业污染环境，一方面使得这些企业享有了“扭曲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把污染成本“外部化”给了全社会。从长期来看，这种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做法，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污染问题的爆发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第二，在缺乏财政民主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浪费纳税人资源的“道德风险”。目前的财政制度不仅透明度不足，公众难以知晓资金使用的细节，而且人大对政府开支的制约也流于形式化，地方官员出现了“有钱花、随便花”的危险趋势，社会成本高昂。

　　第三，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下，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建设活动，甚至成为经济建设型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环保、质量安全等执法功能就被边缘化，甚至屈从于GDP主义。长此以往，不仅带来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系列危机，更破坏了法治，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光伏产业危机，理应成为推动中国财政民主化的契机。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