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一轮改革航班正式起航。伴随着系列相关陶瓷政策的实施,陶瓷行业将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无论是产业的结构布局,还是发展的模式,都面临着全新的锐变与升级。
最近发生在佛山窑炉陶瓷行业的两件事,分别从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回答了传统产业陶瓷的去留问题。陶瓷或将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市场决定论下佛山要经历的第一重检验。
第一件事是,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石湾金意陶终于停产待迁。金意陶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成长为知名品牌。自2008年至今投入600多万元实施整治,先后采取了清洁能源改造、完善尾气治理设施、在线监控及削减产能等举措,污染物排放达标,却依旧难容于佛山中心城区禅城,最终不得不迁走。在搬迁调研会上,金意陶老板关心的不是搬迁问题,而是政府到底还要不要陶瓷企业。
第二件事是,佛山最著名的陶瓷龙头企业东鹏终于上市,却上演了一幕“陶走”清远的戏码。而就在东鹏传出上市消息的前一周,东鹏陶瓷党委书记王思平曾当面向佛山市委书记李贻伟提要求:“东鹏目前在禅城的两个车间都在不断缩小,有两个项目已立项但缺地。目前有外市在寻求帮助落地这两个项目,但东鹏还是希望扎根于佛山本地发展。”截至目前,东鹏的用地要求尚未被满足。
这两件事反映出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城市化与佛山陶瓷究竟能否共存?大企业的予取予求政府如何应对?制造环节外迁后是否真能保住总部?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陶瓷当下还适不适合佛山。此前禅城区曾在10月公布的《佛山市禅城区陶瓷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给予肯定答复。该征求意见提出:将南庄定位为建筑卫生陶瓷产业功能区,石湾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禅城拟专门设立由区和镇街主要领导挂帅的陶瓷产业提升办公室,努力将全球最大的陶瓷制造业基地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陶瓷现代服务业聚集基地,打造“世界陶瓷之都”。这份《意见》中政府之手的痕迹随处可见,在市场决定论的视角下重新审视,《意见》中的目标恐怕很难实现。从金意陶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现有的生产工艺水平下,即便企业尽很大的努力减低污染,控污效果依然无法满足城市生活环境的需求。即使企业勉强留下,也会被天然气等高额的控污成本挤压窒息。自佛山得名以来的上下千年,陶瓷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名片,但是伴随佛山的名字从季华乡变成大都市,市场之手越来越急迫地想修改陶瓷这张名片。如何看待城市化与陶瓷之间的矛盾,是否有必要伸手化解,是佛山和禅城两级政府要面对的考验。
第二个问题,可以用店大欺客和客大欺店的关系作比。东鹏无疑是佛山陶瓷业的巨头,而事实上,在历经2008年“创模”之后,留在佛山的陶企基本都是行业的佼佼者。这些陶瓷企业上规模、纳税多、品牌知名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省内周边乃至国内一些地方都在紧盯着佛山的产业升级政策和企业动向,欲找机会将这些陶瓷企业招商引资过去。东鹏所在的禅城,土地开发强度早已超标,已经到了寸土寸金的地步。此时大型陶企提出用地需求,政府必然陷入两难境地:给地难,不给地企业会“陶走”。其实,地方政府应以更超脱的心态对待大型陶企的去留,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服务企业。如果仍不令企业满意,那就随它去吧。与此同时,企业家也应具备一定的家国情怀,不仅思考自身发展,也肩负与城市共荣的使命。否则即便向条件更丰厚的地方迁移,待该地方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迟早会因同样的问题再次搬迁。前不久成立的季华商务同盟会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该同盟会反复强调的,不是通过同盟实现成员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如何将季华路打造成国内知名CBD。市场决定论不是任由市场之手导致自发性弊端,而是政企间通过更良性的互动实现共赢。
第三个问题是,陶瓷制造环节与总部分离后,空心化问题是否真的可以通过政府之手避免。就此,总部经济研究学者赵弘曾经用底特律集中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总部的例子为佛山打气,可是底特律却破产了。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集结的是电子信息总部,而非传统制造。这几年佛山陶瓷的展示环节也在向一级渠道前移,陶瓷总部剩下的还有研发、营销、结算功能。由此可以看出,陶瓷总部对佛山的最大依赖就是城市环境。这个优势短期内还无法被外迁地超越,再加上佛山陶瓷的城市名片,是目前佛山陶瓷可以抓住的两个最大优势。佛山要再做陶瓷文章,今后必得围绕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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