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仔细研究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及相关因素。结果显示：一是工业增加值与PPI对产能利用率变化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工业增加值代表数量，而PPI则代表价格。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二是间接测量产能利用率的指标包括，工业生产、订单、产销率、工业品价格、利润率、亏损面等。三是美国的经验表明，产能利用率的波动主要受需求的影响，而非供给的影响。例如2009-2010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曾使产能利用率得以短暂回升。因此我们可以从需求角度来估算产能利用率。
依据上述思路，我们可以整理计算出，从国际经验看，产能利用率在81-82%之间是衡量工业产能是否过剩的临街点，75%以下表明产能过剩严重，高于85%表示产能不足。截至目前，欧美的产能去化进程并未结束，仍然需要至少3-5年的时间。当下美国国内需求的强劲上升，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或掩盖了产能过剩的状况。
就整体而言，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的程度并不十分严重。估测结果显示，一是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盈利增速的走势基本一致；二是2013以来，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约为78%-79%，显示产能整体过剩，但并不十分严重。
就结构而言，我国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其中，电解铝、电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钢、风电设备、光伏、造船，产能利用率低于70%，电解铝、光伏两个行业可能低于60%。产能利用属于正常水平的行业有：煤炭、发电，产能利用率高于85%。产能利用状况最好的行业是汽车，目前产能利用率超过95%。中国产能过剩的总体状况是：整体情况好于市场传言，结构问题甚于整体问题。
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在2018年之前将持续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产能去化的进程有一系列棘手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否持续扩张，产能过剩在很大长度上，是中国现行的税制，使地方政府有扩张产能，从生产和流转环节获得税收资源的冲动。地方国企需要较为剧烈的兼并重组，甚至市场退出。二是央企以持续的加杠杆不断扩张，也是产能利用率不高的原因，这从表象上可以归结为央企在要素资源的获得上，在市场准入上的行政优势，其根本仍然在于政府尚未能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采取竞争中立的姿态。三是产能去化依赖纯粹的市场手段难以实现，例如巨型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以“废钢＋电炉＋污染”的小钢厂在基层政府的纵容下，反而可能卷土重来。淘汰落后产能需要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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