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如期在北京举行，随着会议的不断深入，关于传统制造业的“新常态”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媒体对来自陶瓷建材行业的代表们的采访也频繁见报。
中国陶瓷产业升级和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不少，首先是我们对陶瓷产业的定位，或者说是某些定义存在着误区。中国的陶瓷行业长期戴着“三高一低”(高能耗、高污染、高耗资源及低产出)的帽子，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陶瓷工厂经常面临“不断迁徙，易地污染”的结局。
这样的发展和管理方式既减少了陶瓷企业被动升级的压力，也无益于提升陶瓷产业主动升级的动力。另外，从人才资源发展的角度，由沿海向内地的不以升级为前提的迁徙式发展是非常不利于企业加速国际化的。
无独有偶，与“三高一低”类似的质疑也存在于现在国家大力提倡的纯电动汽车行业。随着纯电动汽车在国内的迅猛发展，针对中国纯电动汽车“零排放”等环保光环的质疑也伴随而来。主要的质疑包括：由于中国电网发电结构主要由燃煤电厂构成，而该发电方式具有较高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纯电动汽车，尤其是驱动汽车所需电池的生产环节及电池报废处理涉及环境风险。
为此，有人将中国纯电动汽车斥为“伪环保”。事实是，以上的质疑与陶瓷行业“三高一低”的帽子一样，在逻辑上直接把可能性当成了必然性。比如，意大利的陶瓷企业早就出现了60%以上直接使用太阳能供应能源的企业。管理部门的职责本该是设立标准或者只负责标准的监督执行即可，企业是否“三高一低”应当被通过标准来判定，将某个行业定义为“三高一低”实在令人费解。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污染的行业，只有污染的企业”。
其次是由于我们长期依赖人口红利优势的发展方式，对国际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缺乏足够的准备和经验积累。陶瓷行业是一个长期主要依赖人口红利优势的行业，而越是长期重度依赖人口红利优势的企业，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离得越远，其科学管理水平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也会越低。正如一些行业前辈所言，在现在的背景下，在美国投资陶瓷工厂的综合成本并不见得比在中国高多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异会产生在工业窑炉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上面。而这样的判断带给我们的机会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制造业本身的国际化存在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内陶瓷制造业的成本管理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如果我们把同一件事情重复操作的所有成本都叠加在一起计算来比较中外企业的经营成本，就会发现更大的降低成本的潜力。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我们在产业升级和国际化的思考过程，忽略了太多中国文化的优势。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在国际化进程中，我们有太多的中国文化的宝藏需要挖掘。这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正考虑修改制度，允许以汉字注册国际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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