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钢铁行业经过近几个月的摸索翻滚,很多企业已经嗅到了行业良性发展的气息。“大多数企业都在咬牙坚持,在中高端钢材领域,拼产品质量;在低端钢材领域,拼成本控制。”宋继军说。很显然,这两方面都是在“补课”,也是企业生存发展、
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钢铁业已经在盈亏生死线上连续挣扎了4年,时至今日,需求持续不旺、钢价不断下跌、矿价仍居高位。2013年1—10月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利润只有1.05元,很显然,靠产量增加摊薄成本的路也走到了尽头。部分
建材企业已经在市场重压下主动选择停产。从钢材品种看,停产多集中在螺纹钢等附加值低的生产线上;从企业看,停产多发生在内部管理水平低、控成本能力差的企业。
岁末年初,河北唐山、邯郸分别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关停行动,拆设备、炸烟囱,强制拆除了一批已经列入淘汰名单的钢铁落后产能。淘汰名单上的其余企业,也都被执行高电价,企业成本高抬,也先后被迫停产。
探索建立钢铁产能退出机制,早在2009年的钢铁振兴规划中就已经提出,化解产能过剩提出的就更早了。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钢铁产能“年年淘汰年年涨”,“淘汰落后”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推倒一座旧的小高炉,上一座新的大高炉”,钢铁产能不减反增。
钢铁产能“退路”为何这么难走?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分析,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令钢铁项目一方面对GDP贡献大、承载就业多,另一方面转产成本高。地方政府往往对其“一见倾心”,企业却是“进门容易、出门难”,钢铁产能只能是“向前走、难回头”。
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钢铁行业的退出,用过去那种“一纸通知书、一关了之”老办法肯定行不通,钢铁产能的退出机制应该重点考虑就业、金融、财税等制约因素,李新创说。他认为,政府要对因钢企破产产生的失业、生活困难问题兜底,要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强化再培训、再教育以及就业指导,针对特殊困难人群要实施倾斜性的促进再就业政策;甚至可以考虑对在吸纳这类失业人群再就业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对于自谋创业者,也可以在金融信贷、税费减免、劳动用工等方面给予支持。中央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对退出产能适当给予金融支持,对退出产能集中的地区给予财政扶持,妥善处理好破产企业的债务问题及地方发展问题。
事实上,科学的退出机制,还有利于化解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低的矛盾。李新创介绍,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低,远低于欧、美、日的钢铁产业集中度,导致技术、管理、经营水平都提升缓慢,难以形成以大型优势企业为依托推进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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